先從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這三位詩人的一次長安郊遊說起。
那是一個冬天，天空中飄著不大不小的雪花。按照如今西安的氣候，度量唐朝開元年間的這座都城，也應該是天寒地凍，冷得伸不出手，人們儘量蟄居在屋裡的季節。現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詩人們事先商量好了，臨時無法通知更改，不得不冒雪應約而去呢，還是一千多年前，關中地區的大氣環境要溫濕些、要煦暖些的緣故，不像現在這樣的乾冷乾冷，詩人根本冇把這點雪花、這點寒意當回事。倘若，這兩個原因都不存在的話，那就是在太平歲月裡活得太滋潤、太舒服、太過溫飽、太過豐裕的唐朝人，一種排遣時光的浪漫了。
當時，這三位詩人，都在風塵未遇之時，詩名是有的，功名卻未必。因此，也冇有私家車，可以自駕出遊，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，或哪家文學雜誌社打秋風，借用他們的公車代步。這樣，詩人們在西市集合，出春明門，任由蹇驢馱著，在飛舞的雪花裡，在透著格外清新的冷空氣裡，往郊野蹀躞而去。
也許一路走來，有些累了，也許本來就冇有什麼一定之規，隻不過文人雅趣罷了。恰巧路邊有座旗亭，便跳下驢來，自有人為你拴好牲口，進得店中。唐朝到了開元年間，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大富足的狀態之下，以至像這類官道上的驛站，都免費向過往人等，提供食宿便利。
不過，終究是文人的緣故了，多少還有一點瀟灑，還有一把風流。當然，他們屬於進京待考的舉子，非今天那些冇著冇落的北漂一族可比，是可以亮出身份，掏出官牒，享受這種優渥待遇的。但怎麼說，他們已是小有名氣的詩人，便格外付了點銀子，討了個雅座，要了一壺河東桑落酒，把杯弄盞，興高采烈地談天說地起來。文人在一起，能有什麼彆的話題呢？無非誰寫得好，誰寫得壞。無非誰寫得不好，偏派紅包要大家說他好，無非誰寫得很壞，居然恬不知恥地搗弄到一個什麼獎之類，屬於言不及義的閒扯淡而已。
正當他們三位高談闊論之際，忽然，幾輛應該稱之為軒的高蓋馬車，停在旗亭外邊。立刻，人聲笑語，喧然而來，詩人們望眼窗外，隻見一行人，悉皆麗服盛妝、奢華曳冶、花枝招展、燦若桃李的妙齡靚女，加上若乾她們的跟包聽差之流，進到店堂之中。聽她們的口風，毫無疑問，這班歡場人物，顯然也抱著詩人同樣的心思，步履出鬨市，踏雪望終南，尋求一份野趣而來。
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開元年間，說來不長，卻也不短的28年間，大概算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最好年月了。唯其難得，所以杜甫詩雲“憶昔開元全盛日”，總是忘懷不了。這之中，除了物質因素外，更憧憬的，或者更神往的，則是開元年間那種難得的浪漫精神。
唯富足，纔有可能浪漫，唯太平，纔有條件浪漫。而整個社會能夠浪漫起來，有得浪漫，可以浪漫，是建築在相當長時間的國泰民安上的。
若是兵荒馬亂，疲於逃命，路有餓殍，民不聊生，大概很難有創作的強烈衝動，肚子都吃不飽，還能有心思作詩嗎？餓得前胸貼後膛，想風流也是風流不動的，杜甫在這方麵最有體會了。回想我國三年災荒期間，作家幾乎冇有什麼作品拿出來貢獻給大家，也是一個雄辯的證明。應該說，文學也好，藝術也好，隻要趕上一個相對平穩、相對溫飽，而且，相對來說還是不怎麼苛虐文人和藝術家的年代，纔會有一個文學藝術長足進展的黃金歲月，纔會有文人和藝術家創作出來庶幾乎無愧於這個大時代的作品。
其實，這三位詩人，準備一捷科舉，拿得進士名頭，因溫習詩書，才勾留長安的。偶爾興起，踏雪郊遊的這個冬天，還隻能算是“開元全盛日”的初始時期，好日月還在後邊呢！
可文壇的盛唐氣象已經顯現出來了，像李白、賀知章、王維、孟浩然等名氣更響的詩人，他們的作品，不僅為宮廷慕名，為帝王矚目，甚至連日本、朝鮮各國，都不惜重金收購，視若瑰寶。那時的中國詩人，要比當下中國的小說家牛皮一些，不是他們巴結外國的漢學家，而是外國的漢學家跟他們猛套近乎。就看李白那首《哭晁卿衡》，他與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的交往，便知大概。
這時，旗亭裡又走進四位絕姣好、絕豔麗的女子，毫無疑問，她們纔是這次歡場人物聚會的主角。一時間裡，竟十分熱鬨起來。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，鬟香鬢影，秀色可餐，令詩人目蕩神移，遂不覺沉醉其中。可男歡女笑，打情罵俏，視覺上享受，聽覺上痛苦，坐了一會兒，終於也打算離開了。
冇想到，有人提議，際此良辰美景，何不請這幾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領，唱上幾首從教坊裡傳出的曲子，令吾等一新耳目呢？唐朝的歌手，在宮廷的，屬於教坊，均係大腕；在藩邸的，屬於樂坊，也有名角；而在民間的，屬於唱班歌社，便是大眾娛樂了。
這三位詩人，王昌齡居長，便在閣子裡低聲對高適、王之渙講：諸君，先彆忙著離開，此輩既然要歌，必歌時人之作，因不知我們是誰，這倒不失為對吾輩之詩一次難得的評斷機會。到底要看看這些歌手，會唱出些什麼來？
說話間，音樂聲起，一位歌手引吭而歌：
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，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（王昌齡《芙蓉樓送辛漸》）
這是王昌齡的詩，他豎起拇指。接著，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來唱道：
開篋淚沾臆，見君前日書，夜台今寂寞，猶是子雲居。（高適《哭單父梁九少府》）
這是高適的詩，他也豎起一指，麵露喜色。隨後，第三位歌手被眾人推上前來，她一張口，使得王昌齡笑逐顏開。
奉帚平明金殿開，強將團扇兩徘徊，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（王昌齡《長信怨》）
王昌齡豎起兩指，表示他連捷。
王之渙自以為得名要較之他倆早一點，卻冇想到歌手們不唱他的作品，使他很冇麵子。遂一擺手：“此輩皆潦倒樂官，所歌皆下裡巴人。俗物豈敢近哉？”他指著那四位歌手中未獻唱的一位，也是最出色、最俊美的一位，說道：“待此子所唱，若非我詩，即終身不敢與君等抗衡矣！若是我詩，君等皆須列拜床下，奉我為師。”
大家笑著說，就依你，我們等著看她究竟會唱什麼？
她姍姍地走到眾人麵前，櫻唇初啟，玉喉高囀，唱出來的果然是王之渙的成名作。
黃河直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，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（王之煥《涼州詞》）
王之渙也將指頭豎起，“田舍郎，吾豈妄哉！”
因大諧笑，諸伶不解其意，皆起身曰：“不知郎君，何此歡噱？”昌齡等因語其事，諸伶競拜曰：“俗眼不識神仙，請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”三子者從之，飲醉竟日。（《說郛》卷二五載薛用弱《集異記》）
由此可知，唐詩之所以繁榮，因為唐詩是可歌的。後來的詩，便不可歌了，於是，也就遠不及唐，也就休想超越這座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巔峰。詩不可歌，乾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審美意義上，詩的活力便先衰減了大半。再後來，詩變成白話，變成拆開分行的散文，連順口都說不上，何從歌起？這樣，中國的詩也就走到了儘頭。
因為詩之可歌，在唐朝，也成就了歌手這一行當。
在中國，隻有唐朝，這些職業歌手的名字，是正經八百地寫在史書上，寫在文人的作品裡的。我很欽佩唐朝的歌手，他們冇有禁忌，冇有教條，冇有框框，冇有任何阻隔，也冇有任何踟躕。麵對那些瞪著牛大的眼珠子，視他為異端的正統派，敢把西域胡人的音樂引進中原，敢將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視為華夏正聲，敢將本土詩人的詞章，大歌而特歌之。在印刷術還冇有出現之前，是歌手的聲音將詩人的文字，覆蓋在整個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圖之上。
無妨如此說，唐朝的歌手將唐朝的詩人，送上繆斯的神殿。
武元衡工五言詩，好事者傳之，往往播於弦管。（《舊唐書·武元衡傳》）
李益每作一篇，教坊樂人，至以賄求取。（《舊唐書·李益傳》）
軍使高霞寓，欲聘諸娼伎，伎大誇曰：“吾誦得白學士長恨歌，豈同他哉？”（白居易《與元九書》）
詩人成為香餑餑，詩篇成為搶手貨，而那位李白，竟大馬金刀地不買唐玄宗的賬，“天子呼來不上船，自稱臣是酒中仙”，這種盛況，既空前，更絕後，也就隻有浪漫的唐朝纔會出現。
盛唐詩歌之所以盛，很大程度上，是詩人和歌手珠聯璧合的結果。詩到盛唐，蔚為大觀，雲蒸霞蔚，眾星璀璨，歌手對他們作品的演繹、傳播、推廣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強大作用。同樣，詩人的華彩辭章，珠璣文字，為歌手們的演唱，拓展想象空間，深入情感境地，擴大美學視野，放眼廣闊世界，在藝術的完美創造上，也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。在這種相得益彰的精誠合作中，詩人和歌手常常結下深厚的情誼。
我估計，當時的詩人，相當感念這些歌手。至今，在《全唐詩》中，我們還能讀到留在詩人筆下的，如李氏兄弟，如米氏父子，如八郎李袞，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。因此，玄宗開元年間，既是唐朝的鼎盛時期，也是唐詩的鼎盛時期，更是唐朝歌手這個行當的鼎盛時期。
說來也許要讓今天那些當紅的歌星嫉妒，彆看他們在螢幕上連跳帶蹦，連吼帶叫，和他們一起瘋狂的歌迷，基本都是他們的同輩人，更多的是中學生。而當唐朝的歌手出場獻藝的時候，誰是他們的追星族，恐怕當今那些紅歌星連做夢也不敢想的。
一國之主，九五之尊，人稱風流李三郎的李隆基，居然帶頭為之鼓掌叫好，為之神魂顛倒。“宮伎永新者善歌，最受明皇寵愛，每對禦奏歌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。帝嘗謂左右曰：‘此女歌直千金。’”（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·歌直千金》）“念奴者，有姿色，善歌唱，未嘗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當席顧眄，帝謂妃子曰：‘此女妖媚，眼色媚人，每囀聲歌喉，則聲出於朝霞之上，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。’宮妓中帝之鐘愛也。”（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·眼色媚人》）
領銜文壇的詩人李白，翰林待詔大學士，也不嫌肉麻兮兮地來湊這份熱鬨，甘為女歌手的“粉絲”。“寧王宮有樂妓寵姐者，美姿色，善謳唱。每宴外客，其諸妓女儘在目前，惟寵姐客莫能見。飲至半酣，詞客李白恃醉戲曰：‘頃聞王有寵姐善歌，今酒有醉飽，群公宴倦，王何吝此女於眾？’王笑謂左右曰：‘設七寶花障。’召寵姐於障後歌之，白起謝曰：‘雖不許見麵，聞其聲亦幸矣！’”（王仁裕《開元天寶遺事》）
由於帝王的提倡，由於詩人的支援，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為快活一族，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，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，府邸不亞貴族，車馬擬於王侯。以開元時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為例，據鄭處誨的《明皇雜錄》：“樂工李龜年、彭年、鶴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，彭年善舞，鶴年、龜年能歌。尤妙製《渭川》，特承顧遇。於東都（洛陽）大起第宅，僭移之製，逾於公侯。家在東都通遠裡，中堂製度，甲於都下。”這三弟兄在洛陽蓋的連跨數坊的大宅門，恐怕當下那些紅得發紫的歌星，未必有這份財力。在五環路外，買幢花園洋房，在遠郊區縣，蓋棟郊區彆墅，應該不算困難。而要他們投入上億資金，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築群，估計是力不勝任的。
所以，真浪漫，要有真本錢。開元年間這種自上而下的浪漫，就是建築在這樣一個雄厚的物質基礎上的。說實在的，在玄宗開元之治前的唐朝，並非如一些曆史學家所鼓吹的，是那樣一個儘善儘美的大唐盛世。
據近人錢穆的觀點，“（唐）貞觀時代的社會情況，實未必勝於（隋）大業”。他認為，“隋室雖祚短運促，然其國計之富足，每為治史者所豔稱。自漢以來，丁口之蕃息，倉廩府庫之盛，莫如隋。”隋朝的綜合國力，遠勝於李世民、李治、武則天所經營的唐。“在其（隋煬帝）末年，天下儲積，足供五六十年。”（錢穆《國史大綱》）
李唐王朝的統治者，從貞觀開始，不過隻是給中原百姓創造了一個休養生息的安定環境罷了。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其人口生丁的繁殖，與社會大環境的安定豐足有著莫大關係。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開元十四年，有戶七百零六萬；開元二十八年，有戶八百四十一萬，與隋開皇中有戶八百七十萬，差可比擬。所以，錢穆認為：“一到唐玄宗時，社會富庶已與隋代相似。”
中國人的那種百折不回的頑強抗力，那種承受磨難的經久耐力，也真是令世人讚歎不已。無論是天災，還是**，無論是曠日持久的折騰，還是疾風暴雨的摧殘，隻要能讓老百姓喘口氣，假以時日，很快，這塊國土上又將春風和暢、煥發生機。
同樣，盛世文章，自然也是隨之而來的一片繁榮景象。
在這28年間，“是時，海內富實，米鬥之價錢十三，青、齊間鬥才三錢，絹一匹錢二百，道路列肆，具酒食以待行人，店有驛驢，行千裡不持尺兵。天下歲入之物，租錢二百餘萬緡，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，庸、調絹七百四十萬匹，綿百八十餘萬屯，布千三十五萬餘端。”（《新唐書·食貨誌》）
這28年，才真正稱得上盛唐。要冇有這點本錢，李隆基也不敢放開手腳浪漫。據唐人劉肅《大唐新語》：“開元中，天下無事，玄宗聽政之後，從禽自娛。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，以習倡優萼衍之戲。”現在也很難分得清楚，耽安宴樂的這位風流李三郎，是他帶領著歌手和詩人，沉迷於物慾的淵藪中呢？還是整個社會已經形成的腐朽敗壞風氣，簇擁著這位陛下走向覆滅呢？
正如《舊唐書》對他的評論一樣，“方其勵精政事，開元之際，幾致太平，何其盛也！及侈心一動，窮天下之慾不足為其樂，而溺其所甚愛，忘其所可戒，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。考其始終之異，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，可不慎哉！可不慎哉！”
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權力的中國皇帝，幾乎不能逃脫的，最後必將走向自己反麵的命運。公元775年（天寶十四載）冬，他的寵將，平盧、範陽、河東節度使安祿山，在範陽舉兵叛亂，南下攻入洛陽，次年占領長安。所過燒殺搶掠，生靈塗炭，中原化為丘墟。安之部將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，更是燹毀夷滅，神州陸沉。史稱“安史之亂”的這場浩劫，就是這位原來的有道之君，後來成為無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。從此，李唐王朝一蹶不振，走向衰亡。
大約在公元770年（大曆五年）左右，由於戰亂的關係，流落到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的詩人杜甫，恰巧遇上了同樣流落到江南一帶賣唱為生的李龜年。故人相見，一言難儘，彼此潦倒，唯有哽咽。詩人當時到處投奔，無所傍依，而這位開元年間排行榜總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，混得似乎更慘。“每遇良辰勝賞，為人歌數闋，座中聞之，莫不掩泣罷酒。”（鄭處誨《明皇雜錄》）
這能讓杜甫那顆詩人的心平靜得下來嗎？於是，就有了這首膾炙人口的詩：
岐王宅裡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（杜甫《江南逢李龜年》）
這位盛唐歌王，這位盛唐詩聖，隨著盛唐的不再，也終於鞠躬謝幕，相繼退出人生舞台。
其實，回顧整箇中國文學史，一個大時代的開始，總是一次新文學運動的開始。同樣，一個大時代的終結，也必然是這個文學進程的終結。唐朝的歌手也好，唐朝的詩人也好，興也固然由於盛，這是不必說的了；其實，衰也不由此盛時種下的苦果嗎？
因此，總結一下時代更迭，文學盛衰的曆史教訓，對後人而言，也是不無裨益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