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10月，魯迅在《北鬥》雜誌上，發表了一篇雜文，題目就是這個《唐朝的釘梢》。
他在文中寫道：“上海的摩登少爺要勾搭摩登小姐，首先第一步，是追隨不捨，術語謂之‘釘梢’。‘釘’者，堅附而不可拔也，‘梢’者，末也，後也，譯成文言，大約可以說是‘追躡’。”
“釘梢”，為上海方言，這是清人徐珂在其《清稗類鈔》中說的。“釘梢，躡行人後，左則左之，右則右之，跬步不離之謂也。今則專適用於男子追隨女後之稱矣。”看來，作為“君子好逑”的這種直率手段，最早，大概僅能侷限於滬上一地。因為，這種西方人表達感情的方式，隻有生活在上海灘的人，纔有可能耳濡目染，纔會如此毫不掩飾地在大馬路上緊追小姐不捨。
徐珂著書時，中國還在大清王朝的統治下，上海的勇敢者敢於“釘梢”，社會風氣和公眾輿論，能夠容忍“釘梢”，不能不說是一種時代思想的進步，一種對於封建禁錮的突破。應該看到，魯迅在少爺和小姐前麵，加上“摩登”二字，這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。冇有大環境的“摩登”潮流，冇有勇敢者的“摩登”意識，大街上不會看到男追女逐的“釘梢”行為。
假如，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的孔孟之道，男女授受不親的程朱理學，仍舊牢牢桎梏著人們的精神，你借給這位少爺膽子，他也不敢跟在一個不相識的小姐後邊套近乎。當然，冇有相對穩定的歲月，冇有相對溫飽的生活，四麵楚歌，饑寒交迫，惶惶然不可終日，即使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，捧心而過，之二的王嬙，含情而來，這位少爺也不會生出“釘梢”的衝動。相反，路邊攤的大餅油條，小吃店的生煎饅頭，店鋪炸油餅的大鍋，可能更使他饞涎欲滴。
因此，這最早的浪漫，始於西風東漸的上海，始於中國最早對外通商口岸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對於這最早的勇敢者，我表示欽佩。那時中國的青年人，在封建禮教、儒家倫理的高壓下，愛不敢愛，恨不敢恨，活得怪可憐的。
清末民初的上海，是當時中國最發達，也是最洋氣的城市。有一位廣東籍的作家吳趼人，當時在上海辦小報，混飯吃。以“我佛山人”的筆名，寫了不少名媛貴婦交際花的豔聞、達官豪商風流客的趣事。那張園盛會，花前月下，尋芳覓俊，紳士淑女，鶯歌燕語的場麵，那跑馬比賽，玉馬雕鞍，男追女逐，霓裳歌舞，蝶飛蜂浪的風景，可以想象，在大家還拖著辮子的時代，大庭廣眾，光天化日，摩登少爺公然勾搭摩登小姐的“釘梢”行為，對愚塞的國人而言，你不能不估計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。
魯迅的文章，是由《花間集》中一首詞引起的。他說：“一向以為（‘釘梢’現象）現在的洋場上纔有的，今看《花間集》，乃知唐朝就已經有了這樣的事。”
詞如下：
晚逐香車入鳳城，東風斜揭繡簾輕，慢回嬌眼笑盈盈。訊息未通何計是，便須佯醉且隨行，依稀聞道太狂生。（張泌《浣溪沙》）
在中國這塊土地上，不論什麼大事小情，隻要盛行起來，連阿貓阿狗也介入，如阿Q那樣高喊我要革命的熱烈，放心吧，會慢慢演變，會徹底變質。“釘梢”一事，民國以後，大都成為戲子坤角、妓女嫖客的遊龍戲鳳了。
小市民意識，其實就是某種意義的精神染缸，優雅的事物，高尚的境界，隻泡進去一鍋煮，也就必然統統成為粗鄙化和庸俗化的糊塗糨子。結果，風流和下流混淆不分，“釘梢”與“盯騷”化為一談。這最早的浪漫和詩意，便化為百分百的低級趣味。
到魯迅寫這篇《唐朝的釘梢》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“釘梢”每況愈下，更是不成氣候，唱主角的，已非當年的摩登少爺和摩登小姐，而是魯迅筆下出現的，那個毫不知恥地宣佈“弗軋姘頭，到上海來做啥呢”的“上海人叫孃姨，外國人叫阿媽”的阿金了。於是，在馬路上看到的男尾女隨、死皮涎臉、勾搭不捨、打情罵俏的場麵，就尤加不堪入目了。
所以，魯迅將張泌這首詞，譯成白話文，便帶有三十年代的市民氣息了。
夜趕洋車路上飛，東風吹起印度綢衫子，顯出腿兒肥。亂丟俏眼笑眯眯。難以扳談有什麼法子呢？隻能帶著油腔滑調且釘梢，好像聽得罵道“殺千刀！”
這種以上海為發源地的，有著旖旎風光，有著十足風情，令人遐思綺想的唐朝“釘梢”，也如魯迅當年跑到西安，再也找不到他心目中的唐朝天空那樣，這唐朝的“釘梢”，也徹底變質了。
中國人，喜歡把事情搞到極致，一旦搞到極致，也就走到頭了。官場如此，文壇如此，大人物如此，小八臘子也如此。作家、詩人，過去的、現在的，誰也不能例外。
作這首吊膀子詞的張泌，據近人李一氓氏的考證，不一定就是後來由南唐仕宋的中書舍人。但他是五代的一位文人，確鑿無疑。魯迅由這首《浣溪沙》，以為唐朝就有“釘梢”，顯然是一個小小的筆誤。
晚唐，五代詞作為唐詩的餘緒，經常是合二而一地加以考量的。無論如何，唐朝的浪漫，體現在唐朝的四萬多首詩上；同樣，唐朝的詩，也十足表現出唐朝的三百年浪漫。因此，後世很容易把五代詩歌的浪漫，算到唐朝頭上。固然，冇有浪漫，不可能有詩，冇有詩，也就談不上浪漫。詩和浪漫，猶如一枚硬幣的正反麵。但是，到了張泌這一代花間詩人，這種中國人的喜歡極端、喜歡絕對的形而上毛病，又浮上檯麵。他們將浪漫推向了極致，除此以外彆無長物。似乎從公元907年到960年的半個世紀裡，中國人隻有情，隻有愛，隻有性，隻有色，每個人都處於發情期、求偶期，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？
這樣，透過《花間集》，或是《尊前集》，我們還能嗅出一絲時代的氣息嗎？除了“晚逐香車入鳳城”的快樂外，文學所能表現的曆史，便隻好是空白了。其實，那時中國人之苦難深重、之水深火熱，在一部二十四史中，也是數得著的。而發生在這一時期前後的人食人現象，則尤其駭人聽聞，在世界史中也是極其罕見的。就連非洲腹地，南洋群島的吃人吃慣了的原始部落，那些酋長大人，也是要望塵莫及的。
據唐代張鶩的《朝野僉載》：“隋末荒亂，狂賊朱粲起於襄、鄧間，歲饑，米斛萬錢，亦無得處，人民相食。粲乃驅男女小大仰一大銅鐘，可二百石，煮人肉以喂賊。生靈殲於此矣。”
而據《舊唐書》，黃巢“圍陳郡三百日，關東仍歲無耕，人餓倚牆壁間，賊俘人而食，日殺數千。賊有舂磨寨，為巨碓數百，生納人於臼碎之，合骨而食，其流毒若是”。到底黃巢這座食人工廠，一共吃掉多少人，史無記載。但他“圍陳州，營於州北，立宮室百司，為持久之計”。將朱粲的“舂磨寨”，發展成更大規模的“搗磨寨”，數百（一說三千）巨碓，同時開工，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，流水作業，日夜不輟。將活生生的大批鄉民，無論男女，不分老幼，悉數納入巨舂，頃刻磨成肉糜。陳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，擴大原料供應來源，“縱兵四掠，自河南、許、汝、唐、鄧、孟、鄭、汴、曹、徐、兗等數十州，鹹被其毒”。
一個大好的中國，生是讓這位食人狂，食得神州陸沉。降至五代不遠，其餘部仍繼續作惡。“賊首（秦宗權部），皆慓銳慘毒，所至屠殘人物，燔燒郡邑。西至關內，東極青、齊，南出江淮，北至衛滑，魚爛鳥散，人煙斷絕，荊榛蔽野。賊既乏食，啖人為儲，軍士四出，則鹽屍而從。”（《舊唐書》）
在這樣一個屍骸遍野、白骨如山的中國大地上，晚唐、五代詞的總集《花間集》，從第一首溫庭筠的《菩薩蠻》：“小山重疊金明滅，鬢雲欲度香腮雪……”到最後一首李珣的《河傳》：“春暮，微雨，送君南浦……”整本書悉是男情女愛、濃桃豔李、風花雪月、無病呻吟的長詞短令，美則美矣，可除了美之外，你不覺得這些詩人冇心冇肺，在那兒裝孫子嗎？
最差勁的莫過於韋莊，他曾經以關中的大戰亂、大災難為背景，寫了一首千餘言的長詩，題曰《秦婦吟》，因此得名，人稱之為“秦婦吟秀才”。後來，他入蜀為相，正如當下文壇，誰不寫性誰就落伍一樣，他的為民鼓呼的詩篇，到了成都，與流行的花間風格大相徑庭，這位老兄竟然感到很難為情，將詩作偷偷藏到不見天日的敦煌莫高窟中去了。這種受文壇風向的左右，而不能自已的作家詩人，是最冇起子的一撥。
這部中國最古老的詞選，成書者趙崇祚生平不詳。據歐陽炯序，可以斷定他是一位五代時的書商、出版家，或者是資深編輯。看他的藝術趣味，倒與當代那些愛“寫”褲襠文學的作家，和愛“出”褲襠文學的出版家，不謀而合，心心相印。趙崇祚對於情愛文字、**隱喻、肉感陳述、猥褻動作，所表現出來的偏執的癖愛，與中國一以貫之的傳統文學精神，是相當不一致的。不過，他還冇有墮落到隻會脫褲子，他還擁有較高的藝術審美水平，這正是《花間集》的價值所在。
從文學史的角度看，這位先生，有其叛逆正統的可貴之處，也有鼓吹**的消極一麵。
《花間集》輯得共十九家，達五百首詞，著力於消閒，熱衷於情致，悉皆卿卿我我、爾儂我儂、香豔感性、華彩都麗的詞曲，稱得上是中國文學中最早的、**之外無他物的一部純軟性讀物。在這部《花間集》中，社會現實被不屑一顧，民間疾苦的結果置若罔聞。詩人躲進象牙之塔養尊處優，而具有民族精神的大雅之作，具有時代風貌的經典之作，能夠傳唱千古的黃鐘大呂，能夠家弦戶誦的傳世名篇，便統統交了白卷。
據歐陽炯受“衛尉少卿字弘基”（是否即為趙崇祚，已無考）之約，為《花間集》作序，這樣介紹：“有唐已降，率土之濱，家家之香徑春風，寧尋越豔，處處之紅樓夜月，自鎖嫦娥。”炯為孟蜀宰相，蜀亡，後入宋，為翰林學士，這自然是指像他這等官僚階層的浮華生活而言。而五代十國時那些帝王，則更加驕奢淫逸，放蕩墮落。前蜀王衍，終日與狎客詞臣，酣飲賦詩；後蜀孟昶，沉湎於歌舞，放蕩於伎樂；南唐的李璟、李煜，則更是不問國事，隻知醇酒婦人的帝王，耽於安樂，迷於奢縱，一直到國破家亡。所以，侈汰浮靡，**頹唐，是中原戰亂以外相對穩定的邊陲屬國，從統治者到貴族，到官僚階層到士大夫的上層社會風尚。
《花間集》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出現，作家被潮流吸引，去寫這類香豔文字，讀者被潮流所導向，去買濃詞豔曲。然後，供求雙方的互動，驅使出版家為鈔票拚命，這樣，又對文學潮流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，要錢要名的作家詩人又拚命炮製，惡性循環，便成為一股文學濁流。
中國文人的這種集體無意識的盲動，是將任何事情都做到極致、做到完蛋、做到不知伊於胡底的推力。中國文學在相當一個時期內不可救贖的命運，絕非危言聳聽，而是命中註定的必然。要知道中國文人這支隊伍，基本上是由農民和小市民組成的。而農民的短期行為和小市民的投機心理，決定了他們熱衷於寫貴族、寫官員、寫上層、寫白領、寫有錢的老闆，寫以上這各色人等的聲色犬馬。而所有這些從農民和小市民階層走出來的文人，冇有一個不朝思暮想當上假貴族，過上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而幾乎絕大多數的作家詩人，無一不隨波逐流，為時尚和風氣所裹挾。第一個敢寫到肚臍，第二個絕對敢寫到臍下三寸，第三個，二話不說，先脫光褲子再講。
《花間集》之所以能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五代的詩人要稍稍高尚些，不那麼下作和下流。同樣，吳趼人有滋有味地寫了花花世界，固然品格不高，趣味低下；但他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，儘述清朝的顢頇**，列強之壓迫欺淩，世風之江河日下，百姓之民不聊生。這部舒憤懣的力作，也還是令讀者體唸到他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激憤的文人，因此能夠與之產生強烈共鳴。
現在回過頭去看五代十國那半個世紀裡的文人，“綺筵公子，繡幌佳人，遞葉葉之花箋，文抽麗錦，舉纖纖之玉指，拍按香檀”（歐陽炯《花間集序》），沉浸在綺筵幽會、含情無語，繡屏燈斜、錦帷鴛被，暮雨朝雲、舊歡新夢，晚逐香車、馳驟輕塵的無憂天堂裡，不過是閉著眼睛，背過臉去，不敢麵對周邊現實的自我陶醉罷了。
幸虧隻是五十多年，要是遷延五百年，中國文學早就壽終正寢了。
到了北宋，就有“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”（《宋史·歐陽修傳》）之說。這裡所說的“弊”，也就是對追求綺麗、競作香豔，形成互相效尤的這股潮流的否定。正是這潮流，造成一代作家對於時代、對於現實、對於大多數人生存狀態的失語。
到了南宋，陸遊為當時出版的《花間集》作跋時，憤而寫道：“花間集，皆唐五代時人作。方斯時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，可歎也哉！或者，出於無聊耶！”
這種發自良知的聲音，是值得每個為文者深思的。
從魯迅的《唐朝的釘梢》，聯絡到這部《花間集》，一是對於古人寫愛、寫情、寫性之長有所認識，二是對於古人背離時代、背離現實、背離百姓之短有所警惕，如果能給自己一點啟示，那真是大好事了。若如此，也許數百年後，不致被人罵我們這一代文人，對於這個時代的失責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