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，或者還要早一點，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。
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，在一次聚會上，與英國的曆史學家湯因比，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。這位日本作家、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，問這位專門研究東、西方文明發展、交流、碰撞、互動的英國學者：“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，假如給你一次機會，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曆史中的哪個朝代？”
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，回答說：“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，我會選擇唐代。”
“那麼——”池田大作試探地問，“你首選的居住之地，必定是長安了。”
中世紀的長安，作為唐朝的首都，麵積廣闊，人口稠密，商業發達，文化鼎盛，是公元9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，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。現在的陝西省省會西安，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，建起來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，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
在今天的西安，仰望蒼穹，很難想象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裡唐朝都城的天空，該是何等的氣象恢宏。
1924年，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，就是為了這片天空。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劃，主人公是楊貴妃。因此，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，無非想實地考察一下，尋找一點感覺。這種做法，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，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，會大搖其頭，麵露鄙夷之色的。
對於當下聲色犬馬的作家，天空已非很主要的描寫對象。如果一部作品翻到第十頁，男女主人公居然還冇脫掉褲子和裙子的話，這位作家肯定是比較保守的了。所以，他得趕緊把作品中的他和她，攆到房間裡去，房間裡是冇有天空的；再把這個他和她，按倒在床上，床上就更冇有天空了。試想，當這位作家眼中的灼灼淫光，聚焦於臍下三寸的時候，你強求他去關注什麼鳥天空，不是找捱罵嗎？因為，在他們看來，為寫小說而風塵仆仆地跑去看西安的什麼天空，是很傻B的事情。不就是把李隆基搞得五迷三道的那娘們兒嗎？要是放到擅寫褲襠文學的作家，特彆是女作家手裡來寫，買幾張毛片，插入DVD，葷的素的就全有了。準能寫出一部令人噴血的色情小說，用不著那麼費事。
“唐朝的天空”這個說法，是魯迅20世紀30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。他說：“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，去過長安。到那裡一看，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，費儘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，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。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。”
生活之樹，有時也不常綠。不看倒好，一看，結果卻是大失所望。
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。在唐以前，這裡曾是西周、秦、西漢、新莽、西晉、前趙、前秦、後秦、西魏、北周、隋，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，十二朝定為國都的城市，時間長達千年之久。但到唐代末年，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，“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，取其材，浮渭沿河而下，長安自此遂丘墟矣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八十》）。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，如劉禹錫詩雲，“金陵王氣黯然收”，長安風水儘矣！嗣後，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，冇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，有在這裡建都立國，作長治久安之計的。所以，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，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，那自然要徒勞而返了。
魯迅此次訪陝，看過秦腔，買過拓片，有冇有吃過羊肉泡饃，不得而知。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，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。於是，那部長篇小說《楊貴妃》，胎死腹中，成為了現代文學之憾。
不過，唐朝終究是偉大的王朝。英國的湯因比，如果讓他再活一次，竟願捨棄倫敦而就長安。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，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，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“唐朝的天空”。我一直忖度，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，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，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“匪夷所思”之類。看來，這個朝代，這座城市，不僅在中國曆史，甚至在全人類曆史上，都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。
在中世紀，自河洛地區、關中地區，以及長安而西，越河西走廊，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，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疆域，由漢至唐，數百年間，雖然中土與邊陲，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，冇斷了沙場廝殺，兵戎相見，枕戈汗馬，狼煙鳴鏑。即使到了隋末唐興的公元7世紀，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，據錢穆《國史大綱》載：“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，前後十八年，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，擁眾十五萬以上者，多達五十餘，民間殘破已極。”但是，應該看到，冷兵器時代的戰爭，無論怎樣鐵蹄千裡，怎樣傾國來犯，其實，倒是某種意義上的“綠色”戰爭，相當程度上的“環保”戰爭，對於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，不是那麼嚴重。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裡的小化肥、小造紙、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！古人打完仗，拍拍屁股，回家繼續種莊稼。所以，地照樣綠，水照樣清，空氣照樣清新，天空照樣明亮。
中古時期，森林的蓄積，植被的完整，水土的保持，雪山的融化，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，都還處於正常狀態之中。曆經戰亂的古都，由於“八水繞長安”的大氣環境，還能夠保持鬱鬱蔥蔥、空氣濕潤、林木蒼翠、鳥語花香的氛圍。所以，纔有可能出現王維《送元二使安西》的詩中前兩句，“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”的場景。
雖然，詩的後兩句“勸君更進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”似乎有點悲涼，那也隻是我們讀者的感受，但當事人就未必了。實際上，元二出了陽關，到了“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”（《使至塞上》）、“暮雲空磧時驅馬，秋日平原好射鵰”（王維《出塞作》）的安西，即今之新疆庫車，彆看氣候乾旱，人煙稀少，沙塵肆虐，烈日炙烤，那也是另有引人嚮往之景的一個去處。
第一，當時的漢民族，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，敢於嚮往自由，能夠率性而為，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；第二，當時的少數民族，尚武少文，性腺發達，更為放蕩放肆，感情強烈。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，會在那絃歌嘈雜、觥籌交錯、燈紅酒綠、舄履雜遝的帳篷中、毳屋裡，生出“獨在異鄉為異客”的感覺嗎？恐怕光那些達阪城的姑娘，他的眼睛也是忙不過來的了。
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，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，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：一個時期，大批被擄掠的漢人，被胡騎裹脅而西；一個時期，大批降服的胡人，進入漢人居住區域。打仗的同時，也是一個相互影響、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。胡漢雜處的結果，便是漢民族的血液裡，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，而胡人的靈魂中，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。誠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，“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，明如何佳，其實唐室大有胡氣，明則無賴兒郎”，這種種族的雜交趨勢，一直冇有停止過，到了唐代，達到了頂峰。
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，使唐人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質。
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，如張萱的《虢國夫人遊春圖》《搗練圖》，如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圖》，如永泰公主墓壁畫《宮女圖》中，那些發黑如漆，膚白如雪，胸滿欲溢，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；那些亭亭玉立，身材窈窕，情竇初開，熱情奔放得不可抑製的少女。如閻立本的《步輦圖》《曆代帝王圖》，如懿德太子墓壁畫《儀仗圖》，如長樂公主墓壁畫《出行儀仗圖》中，那些策馬揚鞭、引弓滿月的壯士；那些膀闊胸廣、麵赤髭濃的官人。試想，如此內分泌賁張的女性，如此荷爾蒙發達的男性，“金風玉露一相逢”，恐怕連整個大氣層，也就是整個天空，都會洋溢著難以名狀的生殖氣息。
因此，出使安西的元二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裡，駝鈴聲細，馬蹄聲碎，會感到寂寥和單調。但當他在綠洲憩息，與那些食牛羊肉，飲葡萄酒，騎汗血馬，跳胡旋舞，逐水草而居的胡人，葡萄架下，翩翩起舞；席地小酌，美女如雲；絃索彈撥，耳鬢廝磨；氈房夜宿，玉體橫陳，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。
唐貞觀四年（630）平東突厥，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。九年（635）敗西部的吐穀渾。十四年（640）滅高昌，打通西域門戶。公元7世紀，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。以長安為始發站，出玉門，過敦煌，經焉耆、龜茲、碎葉，可以到大食（波斯）、天竺（印度），和更遠的拂菻（拜占庭）。一直到9世紀，絲綢之路一直是一條充滿生氣的、聯結東西方的紐帶。
由於絲路重開，商貿的往來，行旅的流動，文化的互動，宗教的傳播，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。當時的長安城裡，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，至今難在典籍中查出這份統計。從唐代劉肅《大唐新語》中一則案件的記載，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。正如文中所說，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，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，孰胡孰漢，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。
貞觀中，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，久捕賊不獲。時楊纂為雍州長史，判勘京城坊市諸胡，儘禁推問。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：“賊出萬端，詐偽非一，亦有胡著漢帽，漢著胡帽，亦須漢裡兼求，不得胡中直覓，請追禁西市胡，餘請不問。”纂初不同其判，遽命，覺吟少選，乃判曰：“纂輸一籌，餘依判。”
依此推論，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，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得多。因此，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，便經常出現。如李白詩：“落花踏儘遊何處？笑入胡姬酒肆中”（《少年行》），如岑參詩：“君不聞胡笳聲最悲，紫髯綠眼胡人吹”（《送顏真卿使赴河隴》），如李賀詩：“捲髮胡兒眼睛綠，高樓夜靜吹橫竹”（《龍夜吟》），如元稹詩：“女為胡婦學胡妝，伎進胡音務胡樂”（《法曲》）……都證明當時的長安城裡，胡人之無處不在。
據陳寅恪《讀鶯鶯傳》考證，胡人的行蹤，更漸漸由西而東，直至中原。他認為那位漂亮的崔相國之女，其實是詩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個文學形象。實際上，她是來自中亞粟特（今烏茲彆克斯坦撒馬爾罕北古布丹）的“曹”國女子，移民到長安洛陽之間的永濟蒲州。他們以中亞的葡萄品種，釀成“河東之乾和葡萄酒”，那是當時的一個名牌。既美且豔的鶯鶯，其實是一個當壚沽酒的“酒家胡”，用今天的話說，一位三陪小姐而已。
從元稹筆下“最愛軟欺杏園客，也曾辜負酒家胡”（元稹《贈崔元儒》）判斷，張君瑞不過是詩人自己的化身罷了。如果曹九九（陳寅恪設想出的這位小姐芳名）不是胡女，真是相府千金，也就不至於被“始亂終棄”了。
以今觀古，在KTV包間動手動腳的作家，在酒吧摟著小妞猛不老實的詩人，騙幾個美女作家上套的評論家，吃愛好文學的女青年豆腐的編輯，我想，元稹和曹九九的春風一度，也就不必太在意了。何況事後在詩中還能寫出一絲辜負之意，我對他的人格忍不住要肅然起敬了。至少不像當代文人，搞不好，還要彆人為之擦屁股。
總而言之，唐朝的天空底下，是一個張開臂膀、擁抱整個世界的盛世光景。
對於李唐的西向政策，對於邊外胡人的大量吸納，唐初有過一次討論。唐代吳兢所著的《貞觀政要》一書，在《論安邊第三十六》中，記載了各個論點的交鋒。中書令溫彥博主張：“天子之於萬物也，有歸我者必養之。”秘書監魏征認為：“且今降者幾至十萬，數年之後，滋息過倍，居我肘腋，將為後患，尤不可處以河南也。”涼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：“近日突厥傾國入朝，既不俘之於江淮以變其俗，乃置於內地，去京不遠，雖則寬仁之義，亦非久安之計也。每見一人初降，賜帛五匹、袍一領。酋長悉授大官，祿厚位尊，理多靡費。以中國之租賦，供積惡之凶虜，非中國之利也。”
討論的結果，隻有四個字：“太宗不納。”
於是，用溫彥博的話來說就是：“自幽州至靈州，置順、祐、化、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，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。”
如果以統治者維護其政權的需求，一個由僧侶統治的國家，被統治者的最佳狀態，是廟宇裡的泥塑木雕；一個由法老統治的國家，那就應該是陵墓裡的木乃伊；一個由太監統治的國家，他的公民應該全部都是性無能者，至少也是陽痿患者；而對一個警察統治的國家，他要求每一個被統治者，最好都是“從現在起，你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會作為呈堂證供”的嫌疑犯。這樣，“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濱”，就隻有他一個人的聲音。
然而，厚德載物的李世民，卻是一個懂得“為君之道，必須先存百姓，若損百姓以奉其身，猶割股以啖腹，腹飽而身斃”的明主，他相信，“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”（吳兢《貞觀政要》）。他有大海不擇細流的精神，漢人也好，胡人也好，中土也好，西域也好，都是大唐的臣民，不分畛域，不計人種，不在乎化內化外，不區分遠近親疏，都在他的胸懷之中。因此，他不害怕彆人的聲音，更不忌憚與他不同的聲音，他在中國封建社會中，如果不是唯一，也是少有的能聽得進反對聲音的君主之一。
於是，我開始理解湯因比為什麼要選擇唐代為他的再生之地，魯迅為什麼要尋找“唐朝的天空”為他長篇小說的背景了。這兩位大師看重的，就是李唐王朝，在中國，甚至世界曆史上，曾經達到如此氣度宏大而不謹小慎微，包容萬物而不狹隘排斥，胸懷開放而不閉塞拒絕，膽豪氣壯而不畏縮懦怯的精神高度，這是其他曆朝曆代所不及的。
太宗自即位之始，霜旱為災，米穀踴貴，突厥侵擾，州縣騷然。帝誌在憂人，銳精為政，崇尚節儉，大布恩德。是時，自京師及河東、河南、隴右，饑饉尤甚，一匹絹才得一鬥米。百姓雖東西逐食，未嘗嗟怨，莫不自安。至貞觀三年，關中豐熟，鹹自歸鄉，竟無一人逃散。其得人心如此。（吳兢《貞觀政要·政體第二》）
到了貞觀四年（630），“天下大稔，流散者鹹歸鄉裡，米鬥不過三四錢，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，東至於海，南極五嶺，皆外戶不閉，行旅不齎糧，取給於道路焉”。630年，李靖破突厥，唐王朝“東極於海，西至焉耆，南儘林邑，北抵大漠，皆為州縣，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裡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裡”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九》）。所謂“唐朝的天空”，從廣義上講，以長安為中心，向東，江湖河海，向西，絲綢之路，既無邊界，也無極限，因為這是一個高度放開、略無羈束的精神天空。你能想象得多麼遙遠，它就是那樣的毫無止境，你能想象得多麼遼闊，它就是那樣的無邊無沿。
就在這一年，李靖凱旋迴朝。據《新唐書》載：“夷狄為中國患，尚矣。……唐興，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：突厥、吐蕃、回鶻、雲南是也。”曾經不可一世，曾經逼得李淵向其俯首稱臣的頡利可汗，由於李靖出奇兵，終於被擒獲。現在，這個最能帶頭作亂、最狡猾，也最卑鄙、最反覆無常，且最能裝孫子的，為唐之患久矣的頡利可汗，束手就擒，俯首降服，李世民等於祛除了一塊心病。於是，在長安城的南門城樓上，搞了一次盛大的順天門受降儀式。這位突厥族首領終於不得不承認李世民為天可汗。
時為太上皇的李淵，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兒子的馬屁，連忙出麵，在興慶宮張羅了一個小型派對，趕這個熱鬨。“上皇聞擒頡利，歎曰：‘漢高祖困白登，不能報；今我子能滅突厥，吾托付得人，複何憂哉！’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、妃、主置酒淩煙閣。”那時不興開香檳慶祝，也不搞煙火晚會助興，但李靖繳獲的戰利品中，肯定少不了產自中亞的葡萄酒。那時胡俗甚盛，街坊多酒肆，遍地皆醉人，宮廷也不例外，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時候，晚會上出現了一個史官不經意寫出來的細節，但僅這一點點精彩，卻表現出來隻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，纔會有的精神狀態。
酒酣，上皇自彈琵琶，上起舞，公卿迭起為壽，逮夜而罷。（司馬光《資治通鑒·唐紀九》）
宮廷舞會，在西方世界，是習以為常的。在東方，尤其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裡，九五之尊的天子，莊嚴肅穆還來不及，哪有一國之主，“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的道理？因此，淩煙閣裡的這場舞會，正是錢穆在其著作《國史大綱》中所說“其君臣上下，共同望治，齊一努力的精神，實為中國史籍古今所鮮見”的最好寫照。你也不能不服氣在唐朝的天空裡，這種在彆的朝代少有的百無禁忌的強烈自信。
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、匈牙利猶太裔小說家凱爾泰斯的《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》中，曾經引用布希·桑塔亞納（GeorgeSantayana）的名言：“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必須保有它的智慧，以及對其自身及自身條件的自我意識，並且能夠不斷地予以更新。”老實說，很難想象，我們中國的皇帝，從宋以後，直至清末，這一千年間，由趙匡胤數到愛新覺羅·溥儀為止，可曾有過一位，在大庭廣眾，即興起舞？而且，還要跳一種高難動作的少數民族舞？李淵手裡的琵琶，是胡人的樂器，那麼李世民跳的舞蹈，也必然是當時流行的“胡旋舞”。這一通狂舞，絕對是那個時期裡，大唐帝國活力的最高體現。
按《新唐書·禮樂誌》記載，這種“舞者立毯上，旋轉如風”的“胡旋舞”，節奏極火爆，情緒極熱烈，動作極狂野，音樂極粗獷，是從西域流傳到中土的舞蹈。白居易有一首《胡旋女》的詩，描寫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：“弦鼓一聲雙袖舉，迴雪飄颻轉蓬舞，左旋右轉不知疲，千匝萬周無已時。”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雙臂，在舞場上或旋或轉，老爺子反彈琵琶，亦步亦趨，該給這個唐朝的天空，增加一抹多麼鮮麗的亮色啊！
於是，我對於這位自稱“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，北翦劉武周，西平薛舉，東擒竇建德、王世充。二十四而天下定，二十九而居大位。四夷降伏，海內乂安”（吳兢《貞觀政要》）的李世民，欽服不已。就憑他以萬乘之尊，翩然起舞這一點，其豁達豪爽之中，浪漫風流之外，所表現出來的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手筆、大作為、大自信、大開放，應該是英國的湯因比、中國的魯迅這樣的大智慧者，對盛唐的輝煌格外剖目而視的原因。
湯因比（ArnoldJ.Toynbee，1889-1975）生前曾經預言，“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”。
若如此，我相信，那時中國的天空，將更燦爛。